台中豐原，一家五口因投資「黃金代購」遭詐騙，欠下鉅額債務後全數輕生。案發現場留有遺書：「一切都沒了，一切都完了。」這不是小說情節，而是台灣社會現實。就在同一時間，涉嫌詐騙的關鍵人物「李團長」遭檢方聲押，法院竟裁定以十五萬元交保。
司法這一記輕輕放下的敲槌，猶如給家屬一記耳光。
詐騙不只是財產損失，而是毀滅人生
法律至今仍將詐欺視為「非暴力財產犯罪」，依《刑法》第339條，最重五年徒刑；加重詐欺雖有七年上限，仍常因「初犯」、「悔意」被輕判。許多案件最終不是緩刑就是易科罰金。
但受害者失去的，不只是金錢，而是房子、家庭、信任與未來，是崩潰的精神狀態與壓垮生命的債務。難道這些，都只是「民事求償」的範圍？面對日益專業化、結構化的詐騙犯罪，法律卻仍然輕描淡寫，實在令人寒心。
法官制度失靈：只會考試的法條機器人
台灣的司法制度有一個長期未被檢討的核心問題：我們的法官幾乎都是「考試考上」的年輕人，缺乏實際人生與社會經驗。
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司法官訓練所畢業生，從未經歷債務壓力、創業失敗、經濟詐騙，卻要裁量人生中最痛苦的案件。這樣的法官，在審理詐騙案時，只看犯罪構成要件與嫌犯「態度悔意」，卻看不到被害者的絕望與家庭的崩解。
更嚴重的是，由於案件過多，法官經常採用「標準化判決模式」──初犯、交代清楚、無暴力，就交保。這不是正義，而是流於公式的行政作業。人民不是卷宗，被害者不是數字。法律若無法感知苦難，就不配擁有公權力。
家屬求助無門，政府介入太慢
王家在受騙後，曾向派出所、市議員求助，卻無有效干預。在高壓債務與詐騙羞辱之下，精神崩潰也未獲社工轉介或心理支援。最終，他們選擇了集體結束生命。
我們一再聽見「打詐國家隊」的口號，但被害者真正需要的，是即時救援、跨部門通報與高風險預警機制，而非事後喊話。若國家無力阻止一戶家庭走入絕望，那這公權力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詐騙主嫌潛逃，車手易保，法律形同虛設
詐騙早已成為產業：主謀藏身境外，資金分流洗錢，國內則雇用車手、人頭戶、話術員操作。司法實務卻往往只能抓到末端，重點主嫌早已人間蒸發。
如「李團長」，疑有詐欺前科、行徑囂張，仍以十五萬元交保離去。請問社會如何相信，這樣的法律能保護人民？受害者失去生命，詐騙犯卻能笑著走出法院，這不是正義，是荒謬。
我們要的，不是儀式性譴責，而是真正的改革
這不是單一悲劇，而是制度性的災難：
刑度過低：加重詐欺應提高至三年以上，不得緩刑。
法官失職：法官體系需要引入社會歷練機制，或至少接受被害人觀點與心理創傷訓練。
系統斷裂：警政、社政、金融未能整合建構跨部門風險預警網。
追訴無力：境外詐團毫無壓力，國際合作仍停留口頭，詐團繼續收割華人社會。
詐騙，是這個時代的社會殺人
法律不改革，社會信任將徹底崩潰。當連前總統女兒李安妮都被詐走五億，法院束手無策；當一家五口全數死亡，嫌犯卻可輕鬆交保，這不只是司法的失能，而是對人民尊嚴的踐踏。
我們要的，不只是嚴懲，而是保命。不要再讓詐騙犯笑著出庭、被害人哭著上吊。
今天不修法，明天你我就是下一個遺書中的名字。（社會觀察者）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