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潔/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李仁耀/高雄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作為全球農產貿易的大型參與者，中國對內政策調整具備外溢效果，包含影響貿易流向、全球價格與區域農產品布局。中國積極拓展自由貿易協定（FTA），並透過 RCEP、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以及與拉丁美洲主要農業出口國（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的深入貿易連結，降低進口關稅、擴大進口來源、分散高風險國家的供應依賴；尤其在美中貿易戰後，明顯從「依賴美國農產品」轉變為「全球多元供應鏈配置」。
在兩岸關係與政治經濟互動下，中國對台農產品貿易策略呈現「引進—吸納—超越」三階段特徵，並以檢疫、註冊、標準等非關稅障礙作為主要管理工具。面對近年中國農業結構轉變與政治風險增加，「政治性風險」與「技術性貿易壁壘」雙軌並行已深度影響台灣農業生產、出口市場分布與產業競爭力。建議我國需透過市場多元化、強化SPS（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管理、提升加工與品牌能力，並完善農業金融與風險治理制度，降低政策性衝擊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中國在全球農業價值鏈角色迅速提升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性不曾下降。2024年中國農產品進口額突破二千億美元，為全球第二大農產品進口國，同時保持全球第五大出口國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2008年起由順差轉為長期逆差，並逐年擴大，此結構性轉折反映內需消費的快速增長，特別是肉類、乳製品、穀物與加工食品的需求飆升，使國內生產難以完全滿足市場；加上農地縮減、環境治理與氣候挑戰，使中國不得不依賴外部供應鏈來平衡內部結構。
中國政策多面向衝擊台灣
中國近十年以「糧食安全」與「農業現代化」為核心目標，透過五年規劃、中央一號文件、農業補貼、標準化與冷鏈建設，中國已形成成本低、規模大、品質提升的農業體系，使其在中低端農產品具價格競爭力，在中高端加工食品也逐漸展現出口優勢。此外，中國在政策規模、土地整合與生產成本上具有顯著優勢，使台灣的小農體系更難在市場中取得價格與量能的競爭力。當中國以補貼、企業化管理與標準化生產，在運輸與物流基礎建設方面透過「一帶一路」政策推動跨境交通建設，並加速發展港口群、陸海新通道、以中亞和歐洲為主的跨境鐵路物流，使得農產品運輸效率大幅提升，甚至在東協、中東、非洲進行產地端加工，藉此擴張外銷能力與效率；同時台灣則面臨勞動力不足、土地零散與成本偏高等結構性限制。
中國逐步降低對部分台灣農產品的依賴，例如蓮霧、芒果、釋迦等熱帶水果，中國在海南、廣西與雲南等地加速種植，形成進口替代效果；水產養殖與加工技術提升後，台灣水產品的競爭力也相對減弱。
更敏感的影響則來自政治風險。自2021年起，中國以病蟲害或食品安全為由，陸續暫停多項台灣農水產品輸入，包括鳳梨、釋迦、柑橘類與多種魚類。這些非關税措施表面上屬檢疫管理，但啟動時機往往與兩岸情勢同步，呈現政策工具政治化的趨勢，也暴露出台灣農業高度依賴單一市場的不穩定性。
台灣-中國間貿易結構脆弱
台灣對中國的農產品貿易多屬「進口大於出口」，出口優勢僅集中在水產品與少數加工食品，而水果生鮮因保存期短、替代市場難以迅速開拓，對政策變動最為敏感。中國市場雖曾帶動台灣特定農業的蓬勃發展，但也讓台灣形成出口集中度過高的結構，使整體農業體質在面對外部衝擊時格外脆弱。一旦中國啟動限制措施，台灣產地價格即刻受到衝擊，凸顯出口依賴的風險性。
台灣農業的轉型與新布局 金融與風險治理制度降低影響
在中國政經與市場快速變動的情勢下，台灣必須從結構面強化農業韌性。首先，市場多元化是降低風險的核心，應加速拓展東南亞、中東、北美及歐洲等市場，並建立跨市場的規格化生產標準，避免單一市場的高度綁定。其次，設立SPS因應標準是必備條件，包括建立跨部會標準作業程序（SOP），提升檢疫、追溯、包裝與田間管理能力，以因應突發性邊境事件，應對臨時禁令與檢疫卡關，同時讓台灣農產品能因應多國需求，而非受限於單一檢疫體系。
此外，發展加工、冷鏈與品牌是提升附加價值的關鍵。台灣需由生鮮出口轉向加工化、品牌化，使產品具有市場可替代性與更高的價格穩定度。最後，農業金融與風險治理制度也應同步提升，包括保險、價格穩定機制與出口風險管理，以減少政策衝擊對農民造成的直接損害。
在大國競逐中建立可持續的農業韌性
農業不但是工業發展的基礎，加工過程也能夠帶動工業化進步，農產品「既是消費品，也是工業原料」的雙重性，使農業成為維繫經濟與社會穩定的基礎。台灣農業規模不大、外銷依賴度高，且兩岸長期存在互補性的市場關係，因此中國農業政經政策的調整，往往直接反映在台灣的出口市場、產地價格與農民生計。面對大國政策的變動，台灣不能僅被動應對，而必須主動提升多元市場能力、制度水準與產業價值鏈的完整性，台灣農業才能在全球供應鏈與區域政治風險交錯的局勢下，建立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力與韌性。
(本文發表於台灣農業產學聯盟主辦的「永續韌性台灣農業研討會」，2025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