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費制度的初衷其實相當單純：顧客若感受到服務親切、用心，出於感謝與尊重，主動留下額外金錢，作為對勞動品質的肯定。這本應是一種自願、彈性的人際互動，而非剛性的交易條件。然而，在美國，這套制度經過長期演化，已嚴重變質，甚至背離了原初精神。
在許多州，小費工資被合法設定為遠低於一般最低薪資。餐廳業者得以僅支付每小時一、兩美元，將「支付工資」的責任制度性地轉嫁給顧客。服務人員的生計，不再由雇主保障，而是必須在餐桌之間承擔高度不對等的收入風險，完全取決於客人的給付意願。雖然聯邦法規理論上要求雇主補足未達最低工資的差額，但在實務中，這項機制長期缺乏有效監督，形同虛設，使勞工收入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
於是，小費從一種「額外的獎勵」，逐漸異化為一種事實上的「強制性負擔」。
以紐約市為例，餐廳帳單往往預設百分之十八至二十的小費選項。這不再是建議，而是預期；不注意即被視為默示同意，刻意調降則可能引發尷尬甚至衝突。原本象徵感謝的行為，轉而成為結帳時的心理壓力，近乎一種被制度化的道德要求。
這樣的制度，對三方皆不公平。
對勞工而言，收入與尊嚴高度依賴顧客情緒，不僅承擔情緒勞動、外貌偏見，甚至面對騷擾風險；對消費者而言，低標示價格掩蓋了真實成本，結帳時卻被迫補貼原本應由雇主負責的人事支出；對社會而言，危害更為深層——企業得以將經營風險轉嫁給最脆弱的勞工與消費者，卻以「文化習俗」之名，遮蔽制度性的剝削。
這也解釋了為何近年美國社會出現廣泛的「小費疲勞」。根據二〇二五年 WalletHub 的調查，近九成美國人認為小費文化已然失控。這並非冷漠，而是一種對不合理制度的集體反彈。
更諷刺的是，小費制度常被辯護為能「激勵服務品質」，讓多勞者多得。但在強制化的小費環境中，這套邏輯早已崩解。當給付比例成為預設，服務品質與收入之間的連動關係消失，激勵機制名存實亡，只剩下難以撼動的制度慣性。
反觀日本與多數歐洲國家，服務業薪資由雇主全額負擔，人事成本誠實反映在價格中，服務被視為專業工作而非仰賴施捨，品質並未因此降低。即使在美國內部，加州等地也已開始修正制度，廢除「小費信貸」，要求雇主支付全額最低工資；二〇二五年，加州最低時薪為十六點五美元，西好萊塢甚至提高至二十二點五美元，試圖讓小費回歸真正的「額外獎勵」。改革雖不易，但法律底線的確立，至少重新確認了勞動尊嚴不可被外包。
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在於是否該感謝服務人員，而在於：為什麼這份感謝，必須被用來填補企業本該支付的薪資缺口？
真正合理的方向，其實並不複雜——回歸正常的工資制度，將人事成本誠實納入價格之中。當一個社會把「給小費」轉化為消費者的道德義務，它實際上是在默許企業隱形轉嫁成本。這不只是用餐文化的爭議，而是一個關於勞動尊嚴、責任歸屬，以及現代資本主義是否願意為自身成本負責的根本問題。（作者為美東台僑）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