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農業部積極推動植物診療師制度，期望透過專業人才診斷作物病蟲害與營養失衡問題，為農民提供正確的防治與施肥建議，進而減少化學農藥使用、促進永續農業發展，同時為植物保護、植物病理與昆蟲學等科系畢業生開創新就業途徑。這項政策立意良善，象徵台灣作物保護正式從「救火式防治」轉向「預防式管理」。
然而，制度推行也使農藥販售業者感到焦慮。法條設計與農業現場實際需求之間的落差，若未妥善銜接，可能導致無植物診療師執照的農藥行失去提供用藥建議的資格，使農民反而失去最熟悉的病蟲害諮詢來源。
在此情境下，回顧美國加州的 Pest Control Adviser（PCA）制度，不僅可讓我們理解專業制度如何在農業體系中立足，也能為台灣的制度設計提供借鏡。
一、加州PCA制度的核心：專業責任與法制保障
加州的PCA制度源於1960年代《寂靜的春天》所引發的環境保護運動，並於1970年代初建立病蟲害防治顧問執照制度。1972年美國聯邦政府修訂《聯邦農藥法》（FIFRA），將施藥者與顧問角色分開。1973年起，PCA制度正式納入加州法規，由 Department of Pesticide Regulation（DPR）負責管理。這張執照不僅象徵專業資格，更代表法律責任與公共信任。
PCA考試內容包括法規、植物病蟲草害、作物生理、農藥化學與環境安全等領域。報考者須具相關學位或五年以上田間顧問經驗，以確保專業水準。持照者每兩年需完成40小時持續教育，以維持知識與法規同步更新。
PCA提供的用藥建議具有法律效力。農民施藥前必須取得PCA開立的建議書（Recommendation Report），載明診斷結果、推薦藥劑、劑量與安全間隔期。若農民依建議施用而造成污染或傷害，PCA需負相應責任。這使顧問制度轉向「以知識為核心、以責任為導向」，讓農業決策在市場與科學間取得平衡。
二、台灣植物診療師制度：理念創新但執行受限
台灣植物保護學界自2008年起便倡議建立專業執照，以有效管理農藥使用、降低化學汙染並擴大就業。最終在2024年通過《植物診療師法》，由農業部主管。制度核心是培育具病蟲害與營養診斷能力的專業人員，協助農民識別問題並提供防治建議，長遠目標在提升農產品安全與永續生產。然而，目前制度仍存在三項侷限。
（1）法規定位模糊，責任歸屬不明
植物診療師雖通過國家考試取得執照，但法律授權地位尚未明確，其建議對農民不具強制效力。若依建議施用造成損失，責任歸屬模糊，削弱了制度公信力。
（2）與販售體系脫節，服務可能中斷
目前農民主要諮詢對象為農藥行。店家熟悉當地氣候與病害型態，長期扮演顧問角色。若法條明定「非診療師不得提供用藥建議」，多數農藥行將喪失服務功能，導致農民失去第一線協助。若政府與學界人力不足以接手，恐出現「制度上有診療師、實際上無人可問」的真空期。
（3）訓練內容與實務落差
雖多所大學已設立植物醫學科系並成立植物教學醫院，但診斷現場狀況多變，部分新取得執照者實務經驗不足，難以即時提供有效建議。制度仍需強化學界、業界與公部門的協作機制。
三、制度斷層的潛在風險
若法條嚴格實施而無配套措施，可能造成三項後果：
農藥行被迫退出或轉型：多數中小型業者缺乏聘請專業人員的能力，一旦被禁止提供用藥建議，只能淪為販售通路，削弱農業服務密度。
農民失去諮詢窗口：農藥行是最接地氣的服務據點，若其功能被切斷，農民將難以獲得即時協助。
灰色諮詢市場興起：在監管能量不足下，可能出現無證顧問或地下諮詢現象，反而破壞專業制度的信任。
制度若與產業現實脫節，將導致「專業化名存實亡」。
四、借鏡PCA：台灣制度改革方向
（1）建立分級與職能導向制度
現行制度類似「全科醫師」，難以涵蓋所有作物及病蟲害。可參考PCA設計，分為「診療助理」、「區域顧問」、「高階診療師」三層級。
第一級由現職農藥行人員經短期訓練取得初階資格；
第二級為具學術背景或國考合格之診療師，負責區域輔導；
第三級則由大學及研究機構負責跨區案例分析與政策建議。
此設計既可避免排擠既有專業，也能逐步提升專業層次。
（2）建立診療紀錄與追蹤平台
仿照PCA制度要求書面紀錄，應建立「植物診療雲平台」，由診療師、農藥行與農民共同登錄案例，並連結氣象與病害資料，以利監管與追蹤，提升透明度與公信力。
（3）建構持續教育與案例資料庫
應整合植物醫學科系、農改場與企業資源，建立全國案例資料庫與防治回饋系統，讓診療師能從實例中學習與修正，促進知識累積。
（4）設置過渡期與轉型支持
制度推行初期，應給予緩衝與輔導措施。例如：
允許農藥行技術人員三年內完成訓練取得資格；
政府與大學合作開設補助課程；
除了大學開設的植物教學醫院外，各縣市成立植物診療服務中心，由診療師合夥設立診所，提供遠端與現場服務。
唯有讓制度漸進融入產業，才能形成健康專業生態。
五、預防農業視角下的制度價值
植物診療師制度的價值，不在取代農藥行或學者，而在於建立「現場與知識之間的橋樑」。
當診療師與農民、顧問、企業與政府形成多層次合作，整體體系才能從被動防治轉為主動健康管理。這與「預防農業（Preventive Agriculture）」理念一致——在問題發生前，強化作物體質，降低病害風險。
制度的初衷應是服務農民而非限制農民。若缺乏彈性銜接，導致農藥行喪失合法諮詢功能，受害的將是農民與消費者。
反之，若能結合教育、責任與制度化的專業網絡，台灣農業將能在專業化與永續化之間取得真正平衡。
唯有讓制度貼近現場，讓專業回到田間，植物診療師才能成為推動台灣農業轉型的核心力量，而非又一個被行政化消解的理想名稱。（JH Biotech, Inc.植物產品部門經理）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