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憲法法庭因大法官缺額而無法組庭，當立法院以預算凍結作為政治武器，當街頭罷免運動與體制內改革同時進行，台灣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憲政十字路口。這不只是政黨之間的權力角力，更是對民主制度韌性的嚴峻考驗。
憲法法庭的停擺已經讓民主體制的根基出現裂縫。自2025年7月立法院否決大法官被提名人以來，憲法法庭陷入長達數月的空窗。這不是單純的人事問題，而是整個憲政監督機制的失靈。當人民無法透過憲法法庭尋求救濟，當違憲法案缺乏即時審查機制，民主的防火牆正在悄然崩塌。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制度空窗並非偶然。立法院擴權法案、藐視國會罪的設立、強制證詞權的擴張，這些看似強化監督的措施，實際上可能成為權力濫用的工具。當三權分立的制衡機制被打破，當程序正當性讓位於政治算計，我們正見證民主形式的保留與民主實質的流失。
政治對立正在升級，民主的合作空間也在被侵蝕。2025年進行的立委罷免投票，是台灣政治史上少見的規模。這一方面反映公民對立法濫權的不滿，一方面也顯示政治對立已經從政策辯論演變為存亡之爭。當罷免成為常態化的政治工具，當每一次選舉都被視為零和競爭，民主所需要的妥協與信任基礎就會逐漸瓦解。「拒絕統戰，守護台灣」的大型集會吸引數萬人上街，展現了公民社會的動員能量。街頭運動固然象徵民主活力，但當街頭成為唯一的表達管道，當體制內的協商機制無法發揮功能，這本身就是制度出現裂痕的警訊。
制度空窗的每一天，都在消耗公民對民主的信任。當大法官缺額持續無解，當預算審查淪為政治報復，當立法程序被簡化為多數暴力，人民會逐漸對政治失去耐心，甚至產生厭惡。這種信任的流失，比任何單一事件都更具破壞性。民主倒退往往不是突然發生的政變，而是漸進式的侵蝕。當違憲成為常態，當制度濫用不受懲罰，當政治人物失去自我節制的能力，民主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向威權傾斜。
台灣此刻最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對抗，而是務實的制度修補。行政與立法部門應盡速就大法官人選達成跨黨派共識，恢復憲法法庭的正常運作。立法院必須回歸程序透明與專業審查，停止夜襲式立法。行政部門應善用覆議機制，確保關鍵預算能維持政府的基本職能不中斷。這些立即性措施不僅是權宜之計，更是避免制度崩潰的最後防線。
從中長期來看，台灣必須明確界定立法權的邊界，防止權力過度擴張。大法官提名應建立憲法保障機制，使人事任命不再成為政治槓桿。政府也需強化緊急狀態下的制度安全閥，包括預算保障與司法復位機制，確保民主在危機中仍能運作。
公民社會在這場修補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公民團體應持續監督法案程序，提高議題的可理解性，在對立中尋找共識，避免民主討論淪為標籤戰。社會的憤怒若能轉化為建設性的參與，將成為制度修復的力量來源，而不是對抗的燃料。
民主的可貴，不在於永不犯錯，而在於擁有自我修正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會自動發生，民主需要政治人物的制度倫理、公民社會的警覺監督，以及全民對民主價值的堅持。台灣曾經走過威權，深知自由的得來不易。短期的權力鬥爭不能凌駕於長期的制度穩定，黨派的競爭不應演變為民主的犧牲。憲政危機不是某一方的勝利或失敗，而是整個國家的損失。
在這個關鍵時刻，台灣需要理性的對話與務實的修補。時間正在流逝，民主經不起更長時間的內耗。制度修補的窗口正在關閉，唯有在為時未晚之前行動，才能守住自由社會的底線。民主不是競賽的終點，而是一個需要持續維護的過程。台灣能否守住這條防線，取決於此刻每一個人的選擇。（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