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檢警全力打詐，甚至已忙到過勞程度，詐欺案仍層出不窮。然近五年，詐欺罪被判三年以上徒刑者，竟不到百分之一，判六個月以下徒刑者，竟超過四成。令人感覺，從事詐欺似乎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勾當，難免產生僥倖心。惟如此結果，是否都該怪罪法官？
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罪，僅為五年以下徒刑，但隨著台灣詐騙集團之猖獗，在2014年刑法修正時，就增加第339條之4第1項的加重詐欺罪，即只要三人以上共犯、利用電信網路或冒用公務員身分等，就可處一到七年徒刑。去年，也將以AI合成圖像為詐術手段者，列入加重詐欺之範疇，以因應犯罪手段之科技化。
然而，加重詐欺罪的一到七年有期徒刑，量刑空間不算小，就已注定不可能重判的命運。尤其檢警啟動偵查時，詐欺幕後首腦恐早已出逃，甚至早就在海外遙控，致檢警只能以車手、人頭帳戶為最主要的訴追對象，難以從根拔除犯罪集團。
就車手尤其是人頭帳戶來說，屬於金字塔最底層，多屬幫助犯之性質，就不可能判處如同正犯的罪刑。而這些幫助犯，本身也可能是被害者。如以人頭帳戶來說，有可能是因誤入求職陷阱、誤信投資話術或因急需金錢收入等，因而被騙團利用為人頭帳戶，是否一律認定有不確定的幫助故意，或有疑問。這也會導致，就算法官認有幫助故意而判有罪，也不可能重判到三年以上徒刑。故因而說法官輕判，似失公允。
也因此，若要對詐欺採重刑政策，就應針對犯罪組織的地位差及詐欺所得利益多寡，來為輕重不同的法定刑規定，以符罪刑相當。惟若無法訴追到金字塔頂端者，如此修法，也僅自我安慰作用。故為解決此等問題，除須突破刑事司法互助的屏障外，面對詐欺手段的日新月異，則於幾年前，法務部因反彈過大而打退堂鼓的科技偵查法草案，就有捲土重來之必要。現今若要重提此案，須在犯罪防制與人權保障之間，取得相當平衡，以免又落得老大哥之質疑，又鎩羽而歸。
（作者是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自由時報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