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an Hass
歷史上曾經有某些時刻，美國為了追求更高的目標而背棄自身原則，撤回過去所做的承諾。例如，在美蘇冷戰競爭期間，美國基於地緣戰略考量，與拉丁美洲和非洲若干不民主、甚至不道德的掌權人物，達成各種交易。一九七○年代初期，美國為了與巴基斯坦建立關係─尼克森政府認為，這對美國發展與中國的關係至關重要─對巴國向當前孟加拉國境內的孟加拉族群施加的大規模暴行，選擇視而不見。當然，接著還有一九七九年，美國將外交承認從台北轉向北京，試圖藉此在冷戰中取得對抗蘇聯的優勢。
川普2.0外交政策 動機模糊不清
如今，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國似乎再次轉向一種不講道德的外交政策路線。例如，川普已經宣示，美國應該掌控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和加拿大。他還主張必須結束烏克蘭戰爭，並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即使這意味著必須完全迎合俄國總統普廷的要求。過去，美國在拋棄原則與承諾時，通常是為了達成某些明確的戰略目標。然而，當下的獨特之處在於，川普的動機顯得模糊不清。
全球事務立場 川普團隊有分歧
舉例來說，美國國務卿魯比歐（Marco Rubio）解釋道，川普之所以致力於促成烏克蘭停火協議，推動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是為了執行所謂的「反向季辛吉」（Reverse Kissinger）戰略，亦即拉攏俄羅斯靠向美國，孤立並削弱中國。另一方面，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則表示，美國需要結束烏克蘭衝突，以便將資源從歐洲轉向亞洲。此外，美國內部還有一些聲音主張放棄烏克蘭，轉而建立一種基於「勢力範圍」（spheres of influence）概念的新全球架構，即由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等強權決定周邊小國的命運。按照這種邏輯，俄羅斯將被允許在歐洲周邊重建其勢力範圍，美國則重新主導拉丁美洲，並可能默許中國對其周邊地區的掌控。與此同時，還有一些美國人認為，川普想要結束海外戰爭的真正動機，源自於更專注解決國內問題的本能，而此一目標也確實獲得美國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此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川普擴展美國疆界的野心。川普的支持者認為，這種擴張慾望植根於美國精神。按照這種邏輯，川普需要壯大美國，以協助化解國內的社會分裂，並為美國人民提供新的目標與發展方向。川普的反對者則認為，這位總統對他國領土的覬覦之心，反映出他的無知與傲慢，只是試圖拉抬個人歷史定位的拙劣之舉。
機會主義者 川普決策風格很即興
本文的重點在於凸顯，沒有一致的理論可以解釋川普政府的聲明或行動。川普及其顧問團隊並沒有提出條理清晰的說明，將川普的各種衝動行為串連成任何一種形式的大戰略。事實上，川普政府是由分持不同觀點的高層官員所組成，這些官員對全球事務的立場存在重大分歧。部分官員主張，美國應該重建單極霸權，以確保其全球主導地位。另一些人則認為，美國必須利用有限的資源，優先維護在亞洲的戰略利益。也有人主張，美國應該進一步克制行使權力，減少海外的干預行動。還有傳統的商業界人士，敦促川普聚焦於為美國企業與勞工爭取更有利的經貿協議。
面對這些互不相讓的眾聲喧嘩，川普居於其上扮演著仲裁者的角色。有時候，川普會支持優先關注亞洲的立場。而在另一些時候，他也可能會被限制美國對外干預的觀點所影響。川普本人並非一個僵化或意識形態至上的領導者。他更像是一位機會主義者，決策風格即興而不拘泥於形式。
營造不安 迫台承擔更大自衛責任
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不要期待會有撥雲見日的時刻到來，明白揭示川普對亞洲未來的真正規劃。事實上，川普及其顧問團隊會刻意讓台灣處於不安與不確定的狀態，這是他們施壓台灣為自身安全承擔更大責任的策略之一。要讓川普挺台灣，訴諸意識形態的契合或共享的價值觀，是行不通的。對川普來說，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是，美國的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ing）願景，離不開台灣先進企業所提供的關鍵技術與生產能力。
另一方面，台灣的安全也仰賴與美國維持強健的夥伴關係。這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局面，使台美雙方都必須謹慎管理彼此的關係，以維護各自的利益。
川普不是一個會在安全議題上對中國採取鷹派立場的領導者。他向美國人民承諾，會對中國保持強硬態度，但同時也表示他將與習近平達成協議，確保美國不會捲入戰爭。川普不會樂見台海兩岸緊張情勢升高，尤其在他認為是台北方面挑起事端的情況之下。這使得賴清德總統有強烈動機，在兩岸關係的管理上保持穩健，避免給北京任何可以升高緊張的藉口。雖然賴清德無法阻止中國與日俱增的軍事與「灰色地帶」侵擾壓力，但他可以努力向國際社會證明，北京的霸凌行徑並非由台灣的政策或言論所挑起。
國安議題 台灣朝野政黨應有共識
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時刻，台灣的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或許是在國內尋求共識。他們需要在彼此競爭的政黨之間尋找交集。台灣的政治光譜分歧，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夠完全實現所有的訴求。主要政黨必須在「彼此讓步」與「全盤皆輸」之間做出選擇。如果這些政黨無法在中國威脅的程度與緊迫性，以及國防開支、能源安全、經濟韌性，還有政府應該投入多少資源來滿足社會與安全需求等關鍵問題上達成妥協，唯一的受益者將是北京。台灣內部的政治分裂與失能，將使北京獲益。台灣人民反而成為犧牲品。
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縮小了台灣犯錯的空間。然而，台灣的領導者仍然擁有主動權。希望台灣的政治領袖能夠將外部動盪，轉化為尋求妥協與共識的契機，以確保台灣的長遠利益。
（作者何瑞恩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中國中心主任、辜振甫暨辜嚴倬雲台灣研究講座）自由時報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