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J. Tkacik）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本月歡度百歲生日，自從他在一九七八年決定不再承認台北為「中華民國」所在地以來，台灣對他的評價一直不高。然而，隨著半個世紀過去，卡特總統撤銷承認中華民國的往事，若與他透過直率的外交策略，來維持美國與台灣關係的實質內容相結合來看，現在已經可以成就更為正面的形象，尤其是相較於在他之前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福特（Gerald Ford）兩位總統而言。
79年後美台協定續生效 鄧小平默許
在評價卡特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與台北的中華民國斷交時，我們必須記住，美國早在一九五○年一月五日，就已經不再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政府，而是僅接受中華民國在台灣「行使中國的統治權」。因此，卡特總統對台北「撤銷承認」的基礎，是中華民國政權自我認定為「中國」，而不是台北當局在台灣實際「行使統治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卅一日之後，「中華民國」並未消失，美國仍然與中華民國維持關係，只是不再使用這個名稱。卡特總統指示美國政府繼續與一個實體維持關係，該實體被稱為「美國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之前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統治當局」。時至今日，這仍然是美國與台灣關係的根基。此外，卡特還指示，所有「美國與台灣締結生效的國際協定和安排，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之後將繼續維持效力。」最令人驚訝的是，卡特總統還迫使鄧小平默許這種安排。
為什麼鄧小平願意讓步？很簡單，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需要與美國建立新的關係，以推行他的戰略，讓中國從毛澤東主義統治廿年的災難中重新站起來。
歷史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卡特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促成的以色列—埃及「大衛營協議」，展現了非凡的外交才能。然而，其實在更早之前的一九七七年六月，當時剛上任的卡特與國家安全會議（NSC）討論他的中國—台灣對策時，就已經展露高明的手腕。
當時，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為他勾勒出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所需要的條件。他說，美國需要「中國接受美國與台灣繼續維持安全關係，這將取代正式的共同防禦條約。」卡特仔細審閱了布里辛斯基的報告：在布里辛斯基寫下「台灣將可以取得武器」之處，卡特畫了一個箭頭符號，並寫下「重要」；在布里辛斯基寫到美國「將宣示對不使用武力的持續關注」的地方，卡特加註「這是底線」。
卡特的其他顧問也發表意見參與討論。財政部長布魯門塔（Michael Blumenthal）主張，「應該為美國與台灣維持經濟關係提供法律基礎」，並呼籲國會制定與台灣關係的相關法規。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警告說：「我們從未與中國討論關係正常化後對台軍售的問題…我們必須提出這個問題。」卡特同意：「我贊成開誠布公。直言不諱。」為了緩和卡特的直率，布里辛斯基希望美國向中國保證，永遠不承認台灣獨立。但范錫反對這項提議，認為此舉「將會放棄一個我們本來可以在和平解決無望時採取的選項。」卡特同意他的看法。
指示對中談判代表 「不急於一時」
後來，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中蘇關係緊張加劇之際，布里辛斯基前往北京，與鄧小平和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直接談判。鄧、華兩人都向布里辛斯基強調，中國不會做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承諾」。鄧小平稍做讓步，聲稱「貴國可以表達這個期望」，但中國如何以及何時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華國鋒則說得更明白：一方面，「如果我們承諾不以武力解放台灣，但另一方面，美國又以其軍事裝備協助武裝台灣…我認為這是製造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或是兩個中國。」
在華盛頓，卡特的首席中國顧問奧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將鄧小平和華國鋒的說法，合乎邏輯地解讀為「中國理解並接受我們打算在關係正常化後，繼續向台灣提供軍備。」
美國國會在一九七八年七月通過一項法案，要求總統在終止美國與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之前，必須與參議院協商，這對卡特與中國談判的立場而言，可謂一大助力。隨後，卡特指示他的對中談判代表，在美中關係正常化進程中「不必急於一時」。
九月十九日，卡特總統在華盛頓會見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柴澤民，並提出美國對美中關係的底線：「我們將繼續與台灣維持貿易關係，包括限量銷售一些經過謹慎挑選的防禦性武器，（這些武器）不會危及區域和平前景及中國周邊情勢。我知道這點對貴國來說非常敏感。」柴澤民沒有反應。卡特接著說：「我還想再補充一點」，即在宣布兩國關係正常化時，美國將「聲明我們期望台灣議題透過和平方式解決」，而且「我們不期望貴國肯定這項聲明，但我們希望中國政府不會提出反對意見。」柴澤民發了幾句牢騷，表示會向北京回報。
停止軍售、台屬一中 卡特未妥協
儘管卡特「不急於一時」，鄧小平卻顯然很著急。十月和十一月接連過去，鄧小平已經將十二月十八日訂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開幕日，這次全會象徵中國歷史性的「改革開放」時代來臨。為此，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至關重要。但是，卡特總統仍然沒有在對台軍售，或將台灣視為「一個中國」的一部分問題上讓步。
十二月四日，北京方面再次堅稱，美國必須「確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並承諾永遠不會製造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在華盛頓，卡特劃線標註這句冒犯的話，並寫道：「我們沒有這麼做—堅持《上海公報》的措辭。」卡特將這項指示傳達給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伍考克（Leonard Woodcock），並為可能出現的僵局預作準備。伍考克將卡特的訊息傳達給中國談判對手，告訴他在繼續進行談判之前，美國總統必須「確認是否存在談判一份聯合公報的基礎」。
伍考克的中方對手韓念龍強烈批評美國的立場，伍考克認為談判即將破裂。這位中國外交官以戲劇化的堅決口吻，為談判劃下句點：「我現在給你（中國的）聯合公報草案，有中文和英文兩個版本。我的話說完了。」
可是，韓念龍並未真的拂袖而去。在伍考克主任站起身來準備離開時，韓念龍又對他說：「最後，我想告訴你，副總理（鄧小平）希望儘快與你會面。我們會通知你確切的時間。」在白宮，卡特看到最後這句話，並用力地畫了線。鄧小平屈服了！
卡特總統個人下達的「不急於一時」指令，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最後階段發揮作用。現在，換成鄧小平承受時間壓力。十二月十八日快速逼近，鄧小平需要一個驚天動地的事件，來確立他在三中全會的合法性，導致他一反常態地將自己置於嚴峻的時間限制之下。鄧小平最後被迫接受美國繼續與台灣維持關係的現實。鄧小平不容許卡特拒絕接受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超出《上海公報》措辭的立場，成為破壞他治國大計的阻力。
鄧小平突然認輸，是因為他需要在十二月十六日週六上午九點前宣布美中建交，為十八日週一上午召開的三中全會拉開序幕。伍考克直到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五點，才與鄧小平會談，並尋求卡特總統的指示。伍考克與鄧小平的最後會談結束僅數小時後，官方便宣布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消息。
最終，鄧小平接受了卡特模稜兩可的措辭，即美國「認知到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美國曾認為，這種表述「甚至更模糊地傳達出美國接受中國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觀點」。
更讓鄧副總理感到懊惱的是，美國在公報的措辭中明確表示：「…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美國明確表示，「其他關係」包括繼續對台軍售。
鄧小平也同意，根據《共同防禦條約》第十條的規定，該條約可以在斷交一年後才自動失效，他還接受美國與台灣的所有其他條約和協定，可以繼續生效。
台灣議題 未做出超越前任的讓步
美中關係正常化是如此輝煌的成就，以至於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週六中午，發行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號外（此前的唯一一次，是一九六四年中國宣布原子彈試爆成功）。卡特總統穩健的對中外交策略，促成了中國推動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十年，也加速了冷戰的結束。卡特無法預見天安門事件，也沒有料想到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事件後再次顯現的極權主義本能。而在此過程中，他在台灣議題上並未做出超越前任總統的讓步。後來的繼任者若能效法他對北京採取的「不急於一時」策略，或許會做得更好。歷史已經對這位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總統展現善意，如今他已高齡百歲，這份殊榮當之無愧。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與北京的美國使館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也是「全球台灣研究中心」顧問。）自由時報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