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Mazza
卅五年前，多達一百萬人走上北京街頭抗議，要求政治改革；卅五年前，坦克開進北京市中心，以極端手段粉碎了這場運動。（美聯社檔案照）
卅五年前，多達一百萬人走上北京街頭抗議，要求政治改革；卅五年前，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民主女神雕像；卅五年前，坦克開進北京市中心，以極端手段粉碎了這場運動。不只在北京，還有全中國各地的城市，成百上千的示威者在血腥鎮壓中喪生。後來，還有數千人被監禁、刑求或處決。許多人逃離中國，落腳在香港、歐洲、美國，或台灣。
天安門事件 預示未來的先兆
回顧這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我們很輕易地會以為，那段黑暗的過往已經距離我們很遙遠。畢竟，自從當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向手無寸鐵的同胞開火以來，卅多年來抗議活動並未在中國消失，但坦克再也沒有從掩體裡奉命出動。
然而，雖然人們可能樂見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沒有再以它的戰爭機器對付它聲稱代表的人民，但我們也應該體認到，天安門事件並不是一個異常現象，而是預示未來的先兆。誠然，中國在過去的卅五年裡變得繁榮昌盛，許多中國人享受到在一九八○年代可能難以想像的生活品質，同時也經歷了一些相對開放的時期。但是，六月三日至四日晚間籠罩在中國上空的陰霾，從未真正消散。
一九九九年，當數以千計的法輪功學員猝然聚集在中南海周邊時，中共的反應比一九八九年平靜，但並未手軟。它徹底粉碎了中國的宗教運動，將殘餘的宗教運動人士驅趕到世界上的各個角落。那些沒有逃離中國的人，面臨羈押和酷刑。最終，中共為他們找到新的用途─或者更精確地說，為黨的醫生從他們支離破碎的軀體上強行摘取的器官，找到了新的用途。
箝制公民社會 中共手段嚴厲殘酷
二○○八年三月，就在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前幾個月，西藏高原爆發主要是非暴力性的抗爭行動。在那裡，悲劇再次重演：黨的安全機器訴諸謀殺、失蹤和酷刑。之後，中國大幅增強對西藏文化、藏傳佛教和藏語的打壓力道。這種文化滅絕的惡行，迄今仍在持續進行當中。
二○○八年十二月，超過三○○名中國著名的知識份子、專家學者、活動人士和文化名人發表《零八憲章》。這份文件宣告，「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並呼籲「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 不久，該憲章大無畏的發起人之一劉曉波遭到拘捕。他此前曾因天安門事件被軟禁，並在一九九○年代後期再次入獄。二○一○年，劉曉波成為極少數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囚徒之一；七年後，他成為首位在獄中去世的諾貝爾獎得主。
中共對《零八憲章》的回應，凸顯中國政府開始更嚴厲地箝制公民社會。自此之後，各種類型的活動人士都發現自己遭到監控、受到威脅。外國非政府組織（NGO）的運作，如今面臨嚴格限制。二○一五年，數百名人權律師和相關活動人士遭到逮捕，被迫噤聲。習近平已經對宗教活動全面開戰。
打壓藏人、維族、香港 毫不手軟
習近平的人權紀錄令人髮指。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的指證歷歷，信而有徵。強制拘留、身心折磨、性暴力和醫學實驗的披露令人震驚，但並不令人意外。維吾爾族兒童被迫與家人分離，被安置在寄宿學校，在那裡他們不能說自己的母語，也不能從事宗教活動。強迫勞動更是無所不在。
在香港，共產黨幾乎在一夜之間消滅了這座城市的公民權利─但在此之前，數百萬港人連續好幾個月站出來，捍衛他們所珍視的自由。二○二一年，支持公民抗爭的媒體大亨黎智英由於「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被判處十三個月監禁。（他現在因為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和煽動罪名再次受審。）
天安門熊熊怒火 中共並未撲滅
黎智英被逮捕和定罪帶有悲劇性的詩意：所謂的非法集會，是為天安門事件的死難者守夜。「如果紀念那些因不公不義而死的人是一種犯罪」，黎智英在法庭上的一份聲明中寫道，「那就把這種罪行加在我身上，讓我承受這種罪行的懲罰，這樣我就可以分攤那些在六月四日為了宣揚真理、正義和善良而流血的青年男女的重擔，也分享他們的榮耀」。
這或許就是天安門事件的遺產。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那個晚上，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宣戰。中共以無情的效率和殘忍的暴行，發動這場迄今仍未平息的戰爭。這場戰爭的內容是凌虐、失蹤、消音、壓制和恐嚇。可是，中共並沒有撲滅卅五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點燃的熊熊怒火。數十年來，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滿懷希望的人們持續呵護著火苗，等待着餘燼燎原的那一刻。
（作者馬明漢為2049計畫研究所資深主任，也是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非常駐資深研究員。）自由時報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