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對抗成為全球經貿新常態的今天，供應鏈不再只是效率與成本的問題，而是安全與價值選邊的問題。所謂「非紅供應鏈」已被賴清德總統多次點名為台灣的關鍵戰略方位，指的是與中國以外的民主與友好國家，共同建構一套可以降低對威權體系依賴的產業與技術網絡。賴清德強調，台灣當前面對三大經濟挑戰，包括威權國家集結造成的美中供應鏈分流、數位轉型以及淨零轉型，台灣若脫離非紅供應鏈，經濟發展將事倍功半，未來必須在這個新架構中鞏固自身位置，並發展中低軌道衛星與無人機民主供應鏈等新興產業。 
烏克蘭在戰火中推動的軍工轉型，提供了一個值得台灣仔細觀察的案例。在對俄作戰邁入第四年後，基輔一面依賴西方援助，一面積極培養本土國防工業，尤其是無人機與飛彈能力。澤倫斯基政府規劃在柏林與哥本哈根設立武器出口與聯合生產據點，對外出口部分海軍無人載具與火砲系統，將所得回投入國內仍有資金缺口的關鍵武器生產，並同步推動所謂「管制式軍火出口策略」。這套設計強調優先滿足前線需求，其次充實本國彈藥庫，再把部分產能用於出口，藉由出口市場維持軍工體系的投資動能與技術迭代，同時透過出口管制避免武器落入敵對陣營。烏克蘭與美國就無人機投資與採購的協議談判，也顯示戰時經濟可以在安全風險極高的條件下，仍透過科技與軍工合作開出新的外資與出口空間。 
對台灣而言，「非紅供應鏈」既不是抽象口號，也不能只理解為簡單的去中化。國防安全研究院與多位學者透過貿易網絡分析指出，在現代高度專業分工的全球生產體系下，原物料與零組件要完全擺脫中國並不現實，真正可行的路徑是聚焦在科技創新與關鍵節點產業，讓台灣在跨國價值鏈中扮演民主陣營可信賴的技術與零組件供應者，進而在「跨民主國家的非紅科技供應鏈」中取得樞紐位置。 
賴清德提出的非紅供應鏈構想，基本上是要把台灣過去在半導體與資通訊製造上的比較優勢，轉化為民主陣營共同安全的系統性資產。這條路一方面回應美中供應鏈分流帶來的壓力，一方面也讓台灣在國際談判中有更清楚的角色定位，不再只是全球工廠的一環，而是技術與安全雙重屬性的供應節點。 
在具體策略上，台灣建構非紅供應鏈可以從三個方向著力。第一個方向是強化技術創新與研發密度，鎖定半導體、資安、低軌衛星、無人機與關鍵材料等高附加價值領域，縮短與國際領導廠商的技術差距，並且刻意與高風險來源國保持技術邊界。這意味著政府在產創條例與相關租稅優惠上，需要更集中火力，把資源導向真正能拉開技術門檻的領域，而不是平均分配給所有喊出轉型口號的產業。 
第二個方向是擴大與民主夥伴的產業鏈合作，把「立足台灣、布局全球、行銷全世界」具體落實在共同投資與共同生產專案上。賴清德點名的印尼、菲律賓與泰國，是典型的人口大國與勞力市場，適合作為台商第二生產基地與組裝基地；美國與歐盟則在高階技術與最終市場上扮演關鍵角色。若能在這些國家建立半導體設備維修中心、無人機與機器人組裝中心、低軌衛星地面站與應用服務基地，台灣就有機會把自己的技術與零組件輸出嵌入夥伴國家的產業戰略之中，形成共同受益的利益共同體，而不只是單向的代工與出口關係。 
第三個方向是從底層結構提升產業韌性，讓中小微企業也能進入非紅供應鏈，而不是只停留在少數科技大廠的故事。政府目前透過多元振興計畫與數位加速與淨零轉型等工具協助企業升級，如果能進一步把「進入非紅供應鏈」視為政策設計的核心指標，把輔導資源對準具備技術潛力但資本與國際經驗不足的企業，協助它們透過國際認證、資安強化、ESG報告與碳足跡盤查等方式，達到國際大廠採購的門檻，台灣在供應鏈中的節點數量才會真正增加，風險也才會被分散。 
烏克蘭的經驗在這裡扮演一面鏡子。一個在戰爭中被迫重構經濟的國家，用軍工出口反哺國防生產，用國際合作撐起本土產業升級，把無人機與飛彈技術轉化為外交籌碼與財政來源；一個處在灰色戰爭邊緣的台灣，則必須把半導體與資通訊優勢轉化為非紅供應鏈的關鍵節點，讓自己的存在變成民主陣營安全計算式中的必要項。兩者處境不同，邏輯卻高度相似，都是把技術與產業當成國家安全的一部分，而不是單純的出口數字。 
但任何戰略都有代價與限制。國際研究與本土評論都提醒，非紅供應鏈若被理解為全面脫離中國市場與產業鏈，對許多高度依賴中國的台灣企業而言，可能是無法承受的劇烈震盪。部分產業若以政治邏輯粗暴切割，不只會失去市場，也可能因為成本高漲而失去在其他國家的競爭力。更現實的是，許多民主夥伴本身也不可能完全脫鈎，台灣若期待別人在所有領域與自己並肩排除中國，很容易陷入戰略想像與產業現實的落差。 
台灣真正需要的是一套分層與分區的非紅供應鏈戰略。在關鍵技術與敏感產業，例如先進製程晶片、軍民兩用元件與敏感數據服務，盡可能建立非紅鏈條，把風險控制在民主夥伴之間；在一般製造與民生消費品領域，則接受一定程度的跨陣營互賴，同時建立備援方案與庫存管理。這種分層做法可以降低成本衝擊，也能讓企業在調整過程中有時間與資源尋找替代市場，而不是一刀切式的政治命令。 
供應非紅供應鏈對台灣來說，不只是接更多訂單或吸引更多投資，而是用產業實力為民主陣營提供一份難以替代的公共財。這份公共財有三層意義，一是讓民主國家在與威權體系博弈時，不會因為某些關鍵零組件或技術被卡脖子；二是讓台灣在任何一個談判桌上，手中都握有實質籌碼，而非只靠道德聲援；三是讓本國產業升級與國家安全目標更緊密連結，避免陷入「經濟與安全各走各的路」的內部矛盾。
烏克蘭用戰火逼出軍工自主的道路，台灣有機會用前瞻與布局去走出非紅供應鏈的道路。這條路不會輕鬆，也不會沒有阻力，但只要方向明確、節奏掌握得宜，台灣就有可能從「世界工廠的一個環節」，轉身成為「民主供應鏈的關鍵樞紐」，在新的國際局勢中把風險降到可承受範圍，把機會放大成長期優勢。（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