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和平憲法」長期被視為戰後民主的象徵，但在台海緊張情勢加劇與國際秩序重組的背景下，這項憲法理想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特別是憲法第九條所規定的「放棄戰爭、不維持戰力」原則，正在國際法、同盟條約及安全戰略的多重牽引下被重新詮釋。當台灣可能成為東亞地緣政治的引爆點，日本的新安全角色不再只是憲法學的辯論，而是攸關區域穩定與國際法秩序的實際課題。
在國際法層面，《聯合國憲章》第七章賦予安理會維護國際和平的權力，一旦台海衝突被認定為「威脅國際安全」，日本將難以置身事外。依據憲法第九十八條，日本必須誠實遵守國際條約與國際法規範。若安理會通過涉及集體行動的決議，日本政府可援引「履行國際義務」為由，解釋其參與行動並不違反憲法。實際上，日本早在2015年就通過安保法制，解禁「集體自衛權」，使自衛隊可在「維護同盟安全」的名義下支援他國軍事行動。這意味著，若美國依《台灣關係法》介入台海戰事，日本極有可能在美日安保架構下提供後勤、情報或防禦支援，以「間接參戰」的方式繞過憲法的「不戰條款」。這種「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實質上已讓第九條的約束力逐漸鬆動。
美日安保條約與印太戰略聯盟（如Quad）的發展，使日本的安全義務與國際角色更加複雜。條約明定，美國有防衛日本的義務，但同時日本也必須提供戰略基地與支援能力。隨著東京在安保政策上逐步擴權，台灣周邊事態已被納入「威脅日本生存的情境」之內。若中國對台採取封鎖或武力行動，日本可能主張其國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脅，依法啟動「生存危機事態法」，動員自衛隊介入區域行動。這不再是純粹防衛，而是積極參與集體安全的實踐。批評者指出，這種做法已使第九條形同具文，和平主義逐漸被現實主義取代；但支持者則認為，在中國軍事擴張與印太局勢惡化之下，這是日本維護區域秩序的必要演變。
更根本的挑戰在於，日本憲法與國際法的互動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理論上，日本採取「憲法優位」原則，但在實務上，國際義務正逐步推動國內法律的彈性解釋。日本政府透過「憲法解釋」取代修憲，讓自衛隊的行動空間不斷擴張，從海外維和到區域防衛，再到台海相關任務。這種政治化的法律操作，在國內引發強烈爭議：反戰派視之為「和平憲法的瓦解」，保守派則將其視為「適應國際現實的必然」。而無論立場為何，這場辯論的背後，是日本在主權、自衛與國際責任之間尋找新平衡的掙扎。
問題的核心不僅是「能否參戰」，而是「以何種法律正當性參與」。若日本介入台海事態的法律依據主要來自聯合國決議或美日同盟，憲法的主體性將進一步削弱，和平主義的理念也可能被國際現實壓縮為政治修辭。這不僅是法律層面的挑戰，更是日本民主政治的考驗——國民是否願意接受一個以「和平之名」而行「安全之實」的國家。
總的來看，台海衝突讓日本的「和平主義」來到臨界點。國際法的集體安全原則、同盟條約的防衛義務與國內憲法的限制正在同時運作、彼此拉扯。日本新政府若要避免陷入「合法卻失靈」的矛盾，必須在兩個層面上重新定位：一是提高憲法解釋的透明度，避免以政治操作取代法律程序；二是加強社會共識的形成，讓國民理解安全政策與憲法原則的衝突與必要性。和平主義的真正力量，不在於拒絕一切武力，而在於能否在國際現實中維持道德自制與法治信任。當台海風雲再起，日本要面對的，或許不是是否出兵的問題，而是要發展出什麼樣的法律架構才能夠對應新的安全挑戰。（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