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ermantes Lailari
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COSCO Shipping Corporation）與「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CMG）持有高雄港「高明貨櫃碼頭公司」（第六貨櫃中心）三成股權，中遠海運還承租第六十五、六十六號碼頭。讓中國企業或國有企業經營關鍵基礎設施，對台灣來說極為危險。
嚇阻理論家對「懲罰式嚇阻」與「拒止式嚇阻」兩種概念，應該都耳熟能詳。懲罰式嚇阻是以報復或制裁等高昂代價威脅侵略者，使其行動的利益不足以抵銷可能的損失；拒止式嚇阻則是讓攻擊行動變得極為困難，以至於毫無意義。
現任美國戰爭部（國防部）政策次長柯伯吉（Elbridge Colby），著有《拒止戰略：大國衝突時代的美國防務》（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暫譯）一書，主張美國必須將國防重心轉向「拒止戰略」，阻止中國成為亞洲的區域霸權，尤其是不能讓北京主宰台灣。他提出現實主義的觀點，強調美國應該優先配置軍力與資源，以制衡中國擴張，並與區域盟友建立「反霸權聯盟」（anti-hegemonic coalition），藉由足以遏制中國長驅直入的可信威脅，嚇阻衝突的爆發。具體而言，就是美國必須有能力挫敗任何軍事侵略行動，捍衛盟邦的安全，尤其是台灣。
然而，柯伯吉的理論只有在中共行事理性，而且各國即使與中國在經濟上密切連結，還是願意投入資源壯大國防的情況下才能成立。那麼，各國還能額外採取哪些行動，進一步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以掌握足夠的行動空間，來推動柯伯吉主張的拒止式嚇阻呢？
「牽連式嚇阻」（DE）是嚇阻理論的要素之一，指涉的是透過創造一種情勢，使行動者發動攻擊的成本，與其自身福祉密不可分，從而讓侵略的代價大於可能的獲益，來阻止侵略行動的發生。藉由提高彼此之間的相互依賴，例如經濟、科技或政治上的依賴，潛在侵略者將會受到嚇阻，因為任何攻擊行動都將對自身造成重大傷害。
中共對國民黨諜報行動 是倖存主因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採取牽連嚇阻戰略？因為中共在早期發展階段便體會到，若非在情報工作上投注大量資源，他們早已被擊垮。讓我們回顧一下國民黨幾乎擊潰中共的五個歷史場景。
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在上海與其他中國城市，針對共產黨員與工會成員發動一場有計畫、事先協調的暴力清洗行動。中共因此折損約八成黨員。這場「清黨」行動是國民黨對中共造成的最沉重打擊。
一九三一年，中共高階情報官員顧順章叛逃至國民黨，並協助策劃一場大規模逮捕行動，目標是抓捕在上海的中共領導層。而這次行動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為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統」內部的中共間諜錢壯飛及時攔截情報，並迅速通知中共領袖。倘若這次大規模逮捕行動成功，等於是在關鍵時刻將中共「斬首」，勢必造成致命打擊。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蔣介石對中共發動數次「圍剿」行動。在第五次圍剿期間，蔣介石將中共紅軍逼入絕境，造成重大傷亡。在走投無路之下，紅軍被迫展開一萬二五〇〇公里的大撤退，即所謂的「長征」。
在整個長征期間（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紅軍一路受到國民黨軍與各地軍閥部隊的追擊。當紅軍於一九三五年底抵達相對安全的延安地區時，原本八萬六千人的部隊僅剩約七千至八千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共內戰期間（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在兵力、裝備與美國支持方面均佔有顯著優勢，一度也取得多場勝利。一九四七年三月，國民黨軍甚至攻佔中共的戰時首都延安。當時中共的兵力嚴重折損，被迫退守偏遠農村地帶，生存再次岌岌可危。最終，中共得以倖存，仰賴的是滲透在國民黨控制區的間諜網絡，加上國民黨的無能、腐敗與惡性通貨膨脹。
在以上這些案例中，中共對國民黨的諜報行動，是其得以倖存的主因。因此，中共深刻理解情報與反情報工作的重要性。
中國三個步驟 組織全球情報工作
如今，中共從事情報活動的規模與複雜程度，已經超越西方傳統的手段與能力。中共經由三個步驟來組織其情報工作：（一）利用經濟手段取得接觸管道；（二）藉此創造機會蒐集情報；（三）將取得的情報加以分析，從而使中共能夠在其選擇的時間與地點，以其選擇的方式採取行動。以下提供幾個參考案例。
海運港口是各國經濟的關鍵來源，原因在於其貨物吞吐量與規模。全球貿易有超過八十％的貨物仰賴海上運輸。中國及相關的香港航運公司，在至少六十個國家營運超過一一五個活躍港口。中國企業在海外九十多個深水港擁有或經營碼頭，其中包括全球前一百大最繁忙港口中的卅四個。中國大型國有企業「中遠海運港口公司」（COSCO Shipping Ports）在全球營運與管理三七一個泊位，涵蓋中國全境及海外據點。
至少有五個國家（日本、印度、加拿大、巴拉圭與克羅埃西亞），沒有任何港口是由中國實際營運或控制股權。中國企業部分持有五個美國港口的碼頭，包括洛杉磯、長堤、西雅圖、休士頓與邁阿密。
中國藉由監測港口 蒐集經濟及情報
美國港口使用的船到岸（STS）起重機，有八十％為中國製造，加拿大的溫哥華港也採用這類設備。二〇二一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中國製起重機上，發現情報蒐集裝置與遠端控制系統。
中國藉由監測港口的海上交通與貿易活動，蒐集經濟及其他情報。在墨西哥，中國企業，特別是和記港口（Hutchison Ports，隸屬長江和記實業公司），在東西兩岸的佈局更為顯著，包括曼札尼約（Manzanillo）、拉薩羅卡德納斯（Lázaro Cárdenas）、韋拉克魯斯（Veracruz）與恩瑟納達（Ensenada）等港口的碼頭或營運據點。
美國政府一再要求中共停止並禁止向墨西哥的恐怖販毒集團，輸送芬太尼（fentanyl）前體化學物。由於和記港口掌控接收這些中國相關化學品的港口，這些中國港口營運商透過其情報網絡，瞭解如何規避墨西哥海關及其他執法機關，得以暗中將這些化學品運送給毒梟。自二〇二一年以來，這些販毒集團製造與散布的芬太尼，已導致超過廿五萬名美國人因使用過量而死亡。
在中共的指導與資金支持下，中國企業會以低價搶標，或透過行賄手段取得工程合約與接觸管道，建立蒐集情報的據點與機會。例如，中國無償興建位於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的「非洲聯盟」（AU）總部大樓，該大樓於二〇一二年啟用。二〇一八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指稱，該大樓被安裝竊聽設備，相關資料被傳送到中國的伺服器。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發現，在一九六六年至二〇二〇年間，中國企業在非洲地區新建或翻修至少一八六座建築物，並為非洲五十四個國家中的至少四十個承建政府大樓。傳統基金會推論，中國可能利用從這些建物取得的情報，進行多項滲透行動，包括：（一）在非洲大陸推進影響力行動；（二）吸收非洲高階政府官員做為情報資產；（三）刺探各國外交策略、軍事反恐行動或聯合演習動向；以及（四）打壓非中資企業，使其無法與中國企業競爭非洲持續成長的商機。
台灣受中國間諜所害 起訴人數激增
中國也以相同的三步驟模式，在企業與個人層級取得經濟切入點、蒐集情報並展開行動。許多企業為了利用中國低廉勞動力成本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將業務重心移往中國，卻因此被迫將其智慧財產轉讓給中國企業，反而對其營運造成重大損失。中共與中國企業利用這種經濟接觸，蒐集這些廠商的相關情報，並採取行動設法加以控制。
中共利用經濟誘因吸收中國間諜，蒐集情報並展開行動，以強化中共的地位，削弱競爭對手。多位知名研究者，例如葛茨（Bill Gertz）、庫柏（Sam Cooper）、石宇（Isaac Stone Fish）、周安瀾（Alex Joske）、孟沛德（Peter Mattis）、艾夫提米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布拉吉爾（Matthew Brazil）、施威澤（Peter Schweizer）等人，都曾揭露中共如何創造並利用這些機會。
台灣同樣深受中國間諜活動所害。二〇二二年，台灣起訴廿八人涉嫌從事間諜行為，二〇二三年為八十六人，二〇二四年更激增至一六八人。
總而言之，中國運用牽連嚇阻戰略，確保各國、企業與個人按照中共的指令行事。要反制這種牽連嚇阻戰略，就必須擺脫與中國的牽連，建立與盟友及夥伴的合作關係。
擺脫與中牽連 反霸權聯盟才能成形
中共企圖達成哪些目標？各國、企業與個人又該如何反制，並預防中共的這些惡意行動？第一步就是要對中共的戰略（牽連嚇阻）與戰術（三步驟的運作方式），培養正確的認識，並運用這些知識進行有效反制。
各國擺脫與中國的牽連後，柯伯吉提倡的「反霸權聯盟」才能成形，各國可將資源投入自身國防，形塑足以拒止中國未來任何企圖非法擴張的可信嚇阻，包括台灣、日本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印度、不丹和尼泊爾部分領土，以及中國主張的非法海域權利（涉及日本、南韓、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印尼與台灣）。政治人物、經濟學家與研究人員以「脫鉤」（decoupling）、「去風險化」（de-risk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慢球化」（slowbalization）等詞彙，描述反制中國牽連戰略的方式。
我們期盼，擺脫與中國的牽連能夠加劇中國內部的動盪，並為中國最終成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國家創造條件。
（作者吉耐獅為退役美國空軍外務官，專研反恐怖主義、非正規作戰、飛彈防禦與戰略。二〇二二年獲選我國外交部「台灣獎助金」學人，二〇二三年在國立政治大學、國防大學擔任駐點訪問學人，二〇二四年任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際駐點學者。）自由時報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