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前，大約是我剛唸小學，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見死亡。我們住在一座三合院的「護靈」尾 (ㄇ字型院落的左腳底)，我們的地主 (房子是我們的，土地承租) 是一位阿婆。她是傳統舊時代的婦女，是個寡婦。她的兒子在鎮上的王爺宮當廟祝。
阿婆沒讀書，脾氣也不算好，也不會特別招呼我們這些小孩或疼愛我們，所以小孩子和阿婆算是蠻疏離的。
有一天，聽母親說阿婆死了。
那時候，人死了，就會把遺體移到大廳，鋪張草蓆，讓亡者在那裏安息等待入殮。
阿婆就住在「正身」(ㄇ字型的上方)，客廳有神案，在正中央，左右兩邊有廂房，阿婆就住在裡面。
那天，我站在家門口的門檻上，往正身看過去，很清楚看見阿婆躺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後來，她的兒子女兒進了大廳，把阿婆推坐起來，替她更衣。我看見阿婆閉著眼睛，像睡著了一樣，看起來很安詳。
我那時候知道死了和睡著了是不同的，但是阿婆死了像睡著了一般，所以不覺得害怕。
十幾年後，我在部隊服一年十個月的兵役。先是在淡水沙崙仔海邊，接下來移防到馬祖，直到退伍。在服兵役那段日子裡，我處理了五個死亡案例 (屍體和文書報告)：在沙崙仔有一位少尉排長 (陸官專修班) 上吊。部隊甫移防到馬祖，就有一位新兵站衛兵後在寢室用部槍朝自己肚子開槍自殺；後來我被調去營部，又遇上一位三年制的上士在退伍前轟破了頭。另外的兩宗自殺案，我只做文書報告，沒留下甚麼印象。
當年我沒考上預官 (好糗)，只是個下士，卻因為輔導長退伍了之後竟沒來新的接班，責任竟全落到我頭上。
說真的，我不是「好膽」的人。初中時在家裡唸書做功課，突然地震，哥哥們都在廚房那邊，我嚇得像被貼定身符一般，動也動不了，只好喊救命，哥哥聞聲跑來把我拉著跑。
但那三位亡者，我都親眼目睹、聞到死亡的氣味，也搬運過他們的遺體。
上吊自盡的少尉軍官，我們尋獲時，他的屍身就掛在海邊防風林裡的廢棄水塔。把他解下來時，他已經舌頭外伸，手指紫黑，微睜的眼睛只剩失了靈魂的空洞眸子。
那位以自動步槍自盡的新兵，背部被子彈鑽出了大窟窿，老士官長用急救繃帶綁著一息尚存的阿兵哥的腹部，我和連部文書、後勤士等幾個人把他扛上車，從南竿津沙直奔馬祖唯一的雲台山醫院。車行二十餘分鐘才抵達，我們把阿兵哥抬到醫院裡，發覺他已經斷了氣。同去的文書兵聞訊就昏了過去。
那時候的醫院也沒停屍間，我們只好在外面搭了簡單的棚子，把屍體放在一張長桌上。當時是七月天，屍體很快就浮腫發臭，也只能買幾塊大冰塊放在旁邊。我隨後和一位會木工的阿兵哥去買木板，替死者釘簡易棺木，送去火葬場火化(到了火葬場才被通知，要把屍體從棺木裡抬出來，放入屍袋—稱為「忠靈袋」—才放得進焚化爐)。行前還和副連長替腐臭腫脹的屍體擦拭更衣，那場景真的不能再回憶。最後，還為死者撿骨 (骨片、大骨、天靈蓋，而不是骨灰，因為馬祖火葬場的焚化爐溫度不夠高) 放入「忠靈罐」(骨灰罈) 。他的骨灰罐還和我獨處了數天 (連長不肯讓我放在中山室，因為連長室就在隔壁。大家都不願意收容，只好放我床頭的窗邊) ，一直到副連長銜命將骨灰罈送回台灣給死者的家人。
在營部碰上的營部連上士開槍轟腦自殺，雖然屍體已經移走，但是仍有部分腦髓掉落地上，我覺得那也是屍體的一部分，拿了塑膠袋把它裝了起來；正往營部走，營長迎面而來，看我手上提著的塑膠袋，問我那是甚麼，我說是腦髓。營長馬上後退幾步，命令我別過去 (還虧他的名字有「主宰宇宙」的大志呢) 。
說起來這些簡直像是一齣齣的驚悚劇，但那都不是演戲。近半個世紀過去，這些記憶卻都仍歷歷在目。回想處理這些死亡案時，當年都只覺得心傷，早就忘了恐懼害怕。(我曾經在太平洋時報發表過一篇「死亡的味道」長文，記述那一段往事。)
不過，退伍以後，我覺得自己像是浴血戰爭之後的創傷戰士。早年根本不知道甚麼是PTSD，但現在回顧，那些經歷在後來的二、三十年裡確實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不是害怕，只是心痛、只是傷心，無盡的傷心。
退伍之後就業、成家，卻遭逢喪父之痛。這痛，像刀割，像凌遲。
父親退休時，因為歷盡滄桑，才六十歲已經看似十足的老人家了，就在他和母親到美國丹佛二哥家準備長住時，病魔已經無聲無息入侵了。沒多久，爸媽就因想念台灣的老家而縮短美國夢返回台灣。
父親的健康很快惡化，隔年確診胰臟癌。因為父親要求手術(我們沒告訴他是胰臟癌)，說手術、醫好病之後還要帶母親去環遊世界。姊夫是三軍總院的外科醫師，他為父親開刀，看有無切除的可能，但因為腫瘤長在胰臟頭，切除了也不能活命。
從確定是胰臟癌到他過世大約百日，是父親最後一次、也是最慘烈的戰役。這場戰役，早已定輸贏，他是輸家。只是癌細胞毫不留情，分分秒秒啃蝕他的生命和意志。
胰臟在胃的後面，當腫瘤逐漸擴大，就擠迫到胃，胃部就抽搐，把胃裡頭的食物通通吐出來。
我當時在報社工作，因為是新聞編輯，晚間上班，工作時間短，約六個小時，到午夜即可下班。所以我下班之後就直奔三總姊姊和姊夫的家；他們把一間客房讓父親養病，因為姊姊是護士，懂得如何照顧病人。我通常陪父親到天亮；那時候還接了一些外面雜誌社的編務，我就席地而坐，一邊工作，一邊隨時應父親的呼喚，捧著臉盆讓他嘔吐。
最初有嘔吐物，吃甚麼就吐甚麼，後來他甚麼也不能下嚥，只喝水，可是水進了胃，還是被吐出來，最後連胃液都留不住。
父親極為堅強，痛，他也忍住不說。捧著臉盆讓他吐，他只是默默看著我，有時候會嘆氣。我看了心痛，常常需要別過頭去掉淚。
有時候我會問天，何苦讓一個一生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硬漢，在他風燭殘年之際還受這樣殘酷的折磨？
還好在生命的最後，姊夫和姐姐取得嗎啡替父親注射止痛，他才陷入昏睡狀態。有時候藥效過了，他痛醒，會要求再給他注射。
父親在病情惡化之際，還一直要求第二次手術(第一次開刀後，我們不忍心告訴他實況)。叔叔也是醫生，我們請求叔叔婉轉地告訴他，不能再開刀了。
父親聞言，臉色黯淡了下來，低頭嘆了口氣。
當晚他就陷入昏迷。他放棄了。
父親過世後，我們抱他入棺，他瘦到只剩皮包骨，不成人形。
那時候他才六十二歲。
死亡是沒得討價還價的，是人生的必然終點。除了服兵役的一年十個月當中看見的死亡以及聞到的死亡味道，最讓我無法承受的就是父親的癌逝。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如何走到終點，人人際遇不同。告訴我父親不能再開刀的叔叔，以九十八歲高齡在睡夢中離去。我很替他覺得欣慰，他是有福之人。
我的一位姻親長輩，還記得他在洛杉磯時，最後一次是他邀請我去日間老人中心看他，很興奮的告訴我他皈依了基督教，還在十字架的背景下讓我拍照紀念。
後來他落葉歸根回台灣，近年罹患失智症，他的快樂往日記憶逐漸被抹去。
失憶、失智，有點像電腦的ROM 逐漸壞去，連帶RAM也難以儲存並且一個sector一個sector成為壞軌。
如果人生最後是以失智、失憶告終，我的感覺像是回到生命的原點，人生的這個大圈圈走了一回，不管精彩還是落寞，最後通通還給了空，完成了從無到無的旅程。
如果從民間信仰來看，聽說走過奈何橋之後，才會忘卻前世今生。這樣看來，失智失憶是在活著的時候就走上奈何橋了。
在痛苦與折磨中死亡，是人生最後的痛；在睡夢中離去，是有福之人的悄然告別。至於失智、失憶，倒是像乘著哲學的白鶴飛向無垠的虛空。
方齋夜話6
(作者為南加台僑)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