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kon
羅切斯特（Rochester）大學的人類學教授John Osburg近年在中國四川成都觀察研究一些成功的生意人。這些生意人幾乎將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與政府官員及黑社會的頭子交際。交際是透過名貴的車、有異國情調的酒和餐點、及性服務。女人成為地位的象徵。交際產生的關係方便他們行賄，也使他們能利用流氓來幫助警察維持「公安」。這些新的有錢人懼怕競爭者的關係比他們更好，而奪走他們的財產。他們感到能利用非法關係致富的日子不會長久；自己覺得筋疲力盡，也厭煩這種日子。但是其他的人視他們為成功的榜樣。這些人的所作所為讓人感到現代的中國道德敗壞。習近平雖然高唱肅貪改變風氣，但很多人懷疑他的真正目的是整肅異己，不在肅貪。
Osburg教授在Can’t Buy Me Love，China’s New Rich and Its Crisis of Values一文裡指出，在70和80年代當中國的經濟開始好轉時，很多西方的觀察家根據歷史經驗，認為當中國的經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後，中產階級會要求一個能保護他們財富及利益的政府，進而迫使中共改革政治。這看法和希望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後完全破滅。25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比一般的估計還快，但是它的政治開放不是凍結就是退步。例如盲眼律師陳光誠為了要求官員遵守法律，而被迫離國出走。2013年中共的中央委員會更以維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為最終目標，譴責所有要求「憲治」及「法治」的呼聲。
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和人民似乎有個無形的契約：只要政府能讓人民越來越有錢，人民就安樂的過日子，不要取鬧要求東要求西。幾十年來，這無形契約似乎產生了中共期待的安定社會的效果。但是洛杉磯時報從前駐中國的記者Evan Osnos認為這安定只是表面的。他覺得事實上中國的社會已逐漸的有尋找尊嚴、期待政府反應民意的現象。中國的快速經濟成長雖然造成了唯物主義及炫耀性的消費，但十多年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接觸讓中國人民產生不同的價值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除了衣暖食飽之外，也渴求「人性的尊嚴」，即：人生的意義、真理及精神上的滿足。
中國人尋求尊嚴是因不滿現況。例如：環境破壞和污染、經濟成長泡沫化、貪污腐敗氾濫、道德低迷等等。中國現在大學畢業生的數目是天安門事件時的11倍。但是他們的起薪不到工廠工人的一半。在父母吃苦省吃儉用讓他們念完大學後，他們不肯屈就藍領工作，因而失業聚集在擁擠的公寓裡，被稱為「螞蟻族」。他們怨嘆中國的黃金時代是一部已離站的火車，父母沒有好的人際關係，他們就找不到好工作。他們憎恨開名牌車及消費動輒上千上萬的「富二代」。
不滿現況的人並不限於年輕人及窮人。根據2011年Forbes雜誌的調查，在2003到2011的8年內，每40天就有一位億萬富翁非自然原因而死。除了生病外，最常見的死因是謀殺、自殺及死刑。也難怪2014年9月15日華爾街日報報導說，Barclays的調查發現中國有將近一半的億萬富翁計劃在5年內移民到外國。
有不少人希望網路時代資訊的隨手可得，會迫使中國逐漸開放。但是中國是全世界控制網路最嚴格的國家。在2013年它有2百萬個網路警察在控制網路，讓中國共產黨得以保持其權威政權。但是鉗制異議也鉗制了創意。一個不開放的社會不會有創造力。一個沒有創造力的國家，無法產生價值高的產品，其產業會停留在加值低的產業。嚴格控制網路的北韓及伊朗就是鉗制異議也鉗制了創造力的好例子。
對人性尊嚴及人生意義的尋求，導致很多人在網路上討論宗教、慈善工作及政府禁止的事項。也有更多人追求宗教信仰。70年代全中國的「地下」基督徒祇有數百萬人。到了2014年估計約有六百七十萬人。溫州的居民約有百分之十五是基督徒。這引起將基督教視為「外來宗教」的中共相當擔憂。更讓中國憂慮的是很多中產階級信仰被中共視為眼中釘的藏傳佛教。他們邀請西藏和尚到中國講道。而且很多家不在西藏的漢人，出錢出力到西藏蓋寺廟。中共的對策是提倡從前要極力毀滅的孔子思想，但是效果不彰。
中國經濟的繼續成長會產生更多的中產階級，及希望現況能改變的人。經濟成長不夠或社會有所動盪時，這些不滿現況的暗潮會更洶湧也更難疏導。中國的經濟已有開始緩慢的現象。很多觀察家認為中共必須開放一黨專政及從上而下的「中國式民主」，才能疏導這些不滿的暗潮。否則中國共產黨這個朝代可以再維持多久很難預言。
中國人民對現況不滿的暗潮及中共對一黨專政之堅持，告訴台灣人的是：中國內部的問題很多，它是否會繼續強大、將來如何發展是個未知數。這未知數提供臺灣時間和機會。臺灣人應該認識到臺灣的前途還大有可為。臺灣在軍事上應積極的提高自衛能力；經濟上應積極的採取更開放的政策，提高國家競爭力。這樣才能給臺灣的下一代決定臺灣前途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