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安定/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顧問
台灣「稻米保價收購政策」與「公糧管理制度」上路超過半世紀，自1974年政府啟動實施稻米保價收購政策，這項制度以「確保農民收益、穩定糧價、供應軍需民食」為核心目標，曾在糧食生產不足的年代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然而，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國人所得水準提高，社會經濟結構與消費型態轉變，以及國際經貿自由化，台灣稻米長期生產過剩，稻米保價收購政策逐漸成為農業發展的包袱與財政沉重負擔。若仍抱持舊有「價格保護即糧食安全」的思維，只會讓優良農地成為支領政府補助的水稻田或休耕閒置、而非種希望的良田。
稻米保價收購的歷史包袱
台灣1974年啟動稻米保價收購，政府採「生產成本加兩成」訂價與無限量收購，短期內確保農民收益，卻也迅速增產導致過度生產與倉儲飽和的危機。1978年，稻作面積暴增至六十餘萬公頃，糙米年產量超過兩百七十萬公噸，公糧倉庫爆滿、稻穀堆積如山難以處理，政府遂改為保價限量收購，推動「計劃收購」與「輔導收購」並行，期望平衡市場，卻未能有效抑制生產過剩。此外，又因政府將收購公糧盈餘大量稻米低價外銷引發美國抗議，1983年雙方舉行諮商並簽署MOU，限制台灣稻米出口至低所得水準國家、地區或援外。
再者，隨著國民所得提高與飲食西化，每人年均食米消費量自140公斤銳減至43公斤，稻米總消費量急速下滑。政府為穩定糧價與種稻農民收益，不斷透過增加稻穀收購量、調整收購價格因應，形成三段式保價收購制度：包括計畫收購、輔導收購與餘糧收購。此外，為紓解稻米生產過剩問題，也推動獎勵水旱田轉作雜糧、輪作或休耕等補助計畫。表面上保障了稻農收益，實則陷入稻米長期「產銷失衡、庫存高築、價值下滑」惡性循環。尤有甚者，每逢物價上漲或通膨，政府即面臨社會各界及民代要求提高稻米收購價格，或增加收購數量的巨大壓力，如2010年政府提高收購稻穀價格每公斤3元及補助收濕穀烘乾費2元，導致後續農民稻作面積由24.5萬公頃增加至27萬餘公頃，總產量增加至130～150萬噸，生產過剩問題更嚴重，持久難以解決。
WTO後矛盾與困境加劇 公糧虧損擴大
2002年台灣加入WTO後，承諾每年須以零關稅進口14.4萬公噸稻米配額，此舉使國內稻米市場更加飽和，公糧庫存量常年高達60～100萬公噸，遠超安全存量。為維持穩定價格與收購，政府每年須籌編公糧收購儲備基金或融資預算高達120～160億元；另為促成稻米供需平衡，推動稻田轉作雜糧….等對地環境給付計畫與稻米結構調整計畫等年度預算共約100億元，其中包括鼓勵農田不種稻休耕補助計畫經費約40億元。再者，公糧稻穀收購後須經烘乾、貯存、加工與管理，糙米成本每公斤超過30元，而後多數以低於成本三分之一的價格轉撥售予民間業者供釀酒、飼料或外銷，估計政府每年處理收購公糧稻榖的耗損、價差虧損或社會福利無謂損失（Dead-weight Welfare Loss)高達40～60億元。
「價格支持」型政策 成為國際談判軟肋
農業部自2025年推動「一集、二轉、3+3糧食產業全面升級計畫」，是在既有三段式稻米保價收購制度與收購總量不變之架構下，透由提高第二段稻穀保價每公斤１.５元、增加ㄧ、二段收購稻穀數量及減少第三段收購量，或增加各種補助標準等提高農民種稻收益；同時也提高鼓勵水旱田不種稻轉作雜糧、休耕等補助基準，確保優良農田種稻或不種稻皆能提高收益。然而，該政策在執行上充滿矛盾：一方面用增加補助鼓勵農民持續種稻；另一方面又提高離稻農民轉作或休耕補助誘因。這兩股政策力量彼此拉扯，使得政府既要穩定稻農收益，又要減少生產過剩，形成財政支出不減反增的弔詭局面。但提高國產稻米巿場價格之拉力道仍然不足，未來執行效果仍有待觀察。
更關鍵的是，現行稻米保價收購與公糧撥售制度，干預市場稻米價格，仍屬「價格支持」型之農業補貼，與WTO農業協定有關農業支持規範中被視為扭曲市場的「紅色補貼」性質相符，若未調整，恐成為目前台灣與美國正舉行台美雙邊經濟合作倡議及對等關稅談判、未來加入CPTPP談判障礙，台灣稻米面臨進一步開放或增加稻米進口配額量，更不利國內稻米產業的永續發展。
國際陸續廢除保價收購制度 台灣應思考政策轉型必要
全球主要先進國家早在1995年WTO成立後陸續推動農業政策改革，廢除農產品保價收購制度，照顧農民所得或農戶收益改以「所得支持」或「直接給付」取代「價格干預」。如歐盟透過農業改革計畫，採「所得與價格分離」（decoupling policy）原則，讓農民的收入支持不再與產量掛鉤，既維持農民收益，也減少市場扭曲。日本亦調整稻米保價收購政策，強化地方契作、品牌化與農村環境維護功能，成功轉型為兼具糧食安全與產業永續的雙軌模式。
台灣若要擺脫長期的財政負擔與結構性過剩，必須朝同樣方向改革。政策應以「階段性」、「可預期性」與「配套性」為原則，在不減少稻農既有權益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稻穀保價收購價格，並以補償性給付(compensatory payment)取代價格支持。當市場價格與政府收購價趨於接近時，便是廢除保價收購制度的適當時機。
台灣稻米政策的核心，不應再只是補貼鼓勵種稻「買多少、收多少」，而是「如何讓種稻成為有競爭力的產業」。政府亦應儘速廢除實施近30年的休耕補貼計劃，避免優良農地閒置與資源浪費，並透過整合農民組織、集團栽培契作、生產區域化、品牌化行銷與食農教育，重塑稻米產業價值鏈，調整稻米產銷結構，提升產業競爭力。同時，應修正《糧食管理法》及相關法規，使公糧制度轉型為以市場為主導、以安全庫存為依歸的管理模式。今日重新檢討這項制度，已非僅是農政技術問題，而是認清真正的糧食安全，來自產業的韌性與市場信任，而非倉庫裡堆積如山的公糧。
(本文發表於台灣農業產學聯盟主辦的「永續韌性台灣農業研討會」，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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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篇 ）正視「中國商機」政經風險 打造台灣農業的韌性思維 ( 陳逸潔、李仁耀 )
陳逸潔/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李仁耀/高雄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作為全球農產貿易的大型參與者，中國對內政策調整具備外溢效果，包含影響貿易流向、全球價格與區域農產品布局。中國積極拓展自由貿易協定（FTA），並透過 RCEP、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以及與拉丁美洲主要農業出口國（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的深入貿易連結，降低進口關稅、擴大進口來源、分散高風險國家的供應依賴；尤其在美中貿易戰後，明顯從「依賴美國農產品」轉變為「全球多元供應鏈配置」。
在兩岸關係與政治經濟互動下，中國對台農產品貿易策略呈現「引進—吸納—超越」三階段特徵，並以檢疫、註冊、標準等非關稅障礙作為主要管理工具。面對近年中國農業結構轉變與政治風險增加，「政治性風險」與「技術性貿易壁壘」雙軌並行已深度影響台灣農業生產、出口市場分布與產業競爭力。建議我國需透過市場多元化、強化SPS（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管理、提升加工與品牌能力，並完善農業金融與風險治理制度，降低政策性衝擊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中國在全球農業價值鏈角色迅速提升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性不曾下降。2024年中國農產品進口額突破二千億美元，為全球第二大農產品進口國，同時保持全球第五大出口國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2008年起由順差轉為長期逆差，並逐年擴大，此結構性轉折反映內需消費的快速增長，特別是肉類、乳製品、穀物與加工食品的需求飆升，使國內生產難以完全滿足市場；加上農地縮減、環境治理與氣候挑戰，使中國不得不依賴外部供應鏈來平衡內部結構。
中國政策多面向衝擊台灣
中國近十年以「糧食安全」與「農業現代化」為核心目標，透過五年規劃、中央一號文件、農業補貼、標準化與冷鏈建設，中國已形成成本低、規模大、品質提升的農業體系，使其在中低端農產品具價格競爭力，在中高端加工食品也逐漸展現出口優勢。此外，中國在政策規模、土地整合與生產成本上具有顯著優勢，使台灣的小農體系更難在市場中取得價格與量能的競爭力。當中國以補貼、企業化管理與標準化生產，在運輸與物流基礎建設方面透過「一帶一路」政策推動跨境交通建設，並加速發展港口群、陸海新通道、以中亞和歐洲為主的跨境鐵路物流，使得農產品運輸效率大幅提升，甚至在東協、中東、非洲進行產地端加工，藉此擴張外銷能力與效率；同時台灣則面臨勞動力不足、土地零散與成本偏高等結構性限制。
中國逐步降低對部分台灣農產品的依賴，例如蓮霧、芒果、釋迦等熱帶水果，中國在海南、廣西與雲南等地加速種植，形成進口替代效果；水產養殖與加工技術提升後，台灣水產品的競爭力也相對減弱。
更敏感的影響則來自政治風險。自2021年起，中國以病蟲害或食品安全為由，陸續暫停多項台灣農水產品輸入，包括鳳梨、釋迦、柑橘類與多種魚類。這些非關税措施表面上屬檢疫管理，但啟動時機往往與兩岸情勢同步，呈現政策工具政治化的趨勢，也暴露出台灣農業高度依賴單一市場的不穩定性。
台灣-中國間貿易結構脆弱
台灣對中國的農產品貿易多屬「進口大於出口」，出口優勢僅集中在水產品與少數加工食品，而水果生鮮因保存期短、替代市場難以迅速開拓，對政策變動最為敏感。中國市場雖曾帶動台灣特定農業的蓬勃發展，但也讓台灣形成出口集中度過高的結構，使整體農業體質在面對外部衝擊時格外脆弱。一旦中國啟動限制措施，台灣產地價格即刻受到衝擊，凸顯出口依賴的風險性。
台灣農業的轉型與新布局 金融與風險治理制度降低影響
在中國政經與市場快速變動的情勢下，台灣必須從結構面強化農業韌性。首先，市場多元化是降低風險的核心，應加速拓展東南亞、中東、北美及歐洲等市場，並建立跨市場的規格化生產標準，避免單一市場的高度綁定。其次，設立SPS因應標準是必備條件，包括建立跨部會標準作業程序（SOP），提升檢疫、追溯、包裝與田間管理能力，以因應突發性邊境事件，應對臨時禁令與檢疫卡關，同時讓台灣農產品能因應多國需求，而非受限於單一檢疫體系。
此外，發展加工、冷鏈與品牌是提升附加價值的關鍵。台灣需由生鮮出口轉向加工化、品牌化，使產品具有市場可替代性與更高的價格穩定度。最後，農業金融與風險治理制度也應同步提升，包括保險、價格穩定機制與出口風險管理，以減少政策衝擊對農民造成的直接損害。
在大國競逐中建立可持續的農業韌性
農業不但是工業發展的基礎，加工過程也能夠帶動工業化進步，農產品「既是消費品，也是工業原料」的雙重性，使農業成為維繫經濟與社會穩定的基礎。台灣農業規模不大、外銷依賴度高，且兩岸長期存在互補性的市場關係，因此中國農業政經政策的調整，往往直接反映在台灣的出口市場、產地價格與農民生計。面對大國政策的變動，台灣不能僅被動應對，而必須主動提升多元市場能力、制度水準與產業價值鏈的完整性，台灣農業才能在全球供應鏈與區域政治風險交錯的局勢下，建立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力與韌性。
(本文發表於台灣農業產學聯盟主辦的「永續韌性台灣農業研討會」，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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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篇 ) 高風險食品潛藏 台灣食安檢測升級「防攙偽」與「真實性」（ 林哲安 ）
林哲安/中興大學食品安全研究所助理教授
台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明訂「攙偽或假冒食品」屬違法，但國內尚未針對高風險食品類別制定預防與鑑定指引。國際上行之有年的全球食品安全倡議（GFSI）制度，如FSSC 22000與SQF，皆要求業者建立「食品詐欺預防計畫」。英國也有通過英國皇家認證委員會（UKAS）認證的食品鑑定實驗室，證明食品真偽檢測技術已成熟可行。因此，政府應盡快與國際接軌，將「防攙偽」與「真實性」檢測納入台灣食安體系。
近兩年食物中毒超過一半案件「原因不明」
根據食藥署公布去（2024）年食物中毒統計，全台共發生1750件案例，造成9045人中毒、10人死亡；其中，高達973件病因不明，也就是高達55.6%的案件政府無從防止再次發生。此外，回顧近五年數據：2020年506件、2021年498件、2022年499件、2023年633件、2024年1750件，可以發現近兩年案件數暴增近3倍，這可能與社會關注度提升、更積極通報有關，同時推測過去案件較少，可能是因為許多「黑數」未被通報。若食安監管僅依賴社會與媒體壓力，整體制度將難以長期穩定運作。
病毒型食物中毒比例高 諾羅占三成
在2024年的案例中，諾羅病毒造成的中毒事件達562件，占總數30%。這顯示食安管理除了要防細菌，也應加強控管「病毒污染」，例如：建立食材病毒檢測標準、要求業者自主監測是否有病毒污染，以降低諾羅病毒群聚風險。
科技化檢測＋制度化管理＋國際接軌 多面向護食安
台灣食安問題已從「防細菌」進入「防病毒、反攙偽」的新階段。當食物中毒一半以上是未知、攙偽食品潛藏市場，唯有科技化檢測、制度化管理、國際接軌同時並行，才能真正守護民眾的食安與權益。以下是六點建議：
一、改善通報與追蹤效率：檢討現行食物中毒通報SOP，縮短病因判定時間，並結合食品追溯系統與AI技術，讓問題食材能快速被鎖定與下架。
二、強化檢驗技術：研發更快速、準確且適用範圍廣的檢驗方法，用以支援新的預防標準作業流程，提升整體防護力。
三、納入病毒檢測指標：修訂食品衛生標準，將與病毒污染高度相關的指標微生物（如噬菌體）納入檢驗項目，協助判定食材是否存在病毒感染風險。
四、盤點高風險疑慮食品：可參考國際資料庫如Food Authenticity Global，建立台灣高風險食品名單，並參考「台灣公定分析科學家協會」規範，開發相對應的真實性鑑定技術。
五、補足良好衛生規範（GHP）漏洞：現行（2024年）修訂之GHP規範並未涵蓋防攙偽內容，建議增訂高風險食品之攙偽防治規範，並逐步比照HACCP要求業者落實食品詐欺預防指引。
六、建立國家級食安中心：加速推動「現代化食品藥物國家級實驗大樓暨行政及訓練大樓興建計畫」，建立中央直轄的食安中心，整合地方檢驗能量，發展具實務應用性的檢測技術，並依風險分級進行監測，強化台灣食安防線。
(本文發表於台灣農業產學聯盟主辦的「永續韌性台灣農業研討會」，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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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篇 ）精準飲食政策 國家帶頭的食為本之健康革命（ 沈立言 ）
沈立言/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
從治療到預防：健康觀念的轉向
據 WHO 統計，全球真正健康人口僅5%，多數人雖未生病但常感疲倦、睡不好、免疫力差的「亞健康」狀態。是因為現代人生活忙碌，常吃速食、飲料代替正餐，導致肥胖、糖尿病、高血壓、癌症等慢性病上升，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壽命，也讓醫療支出不斷增加。「食即是藥」為傳統與現代的共識，正確的飲食本身就是最佳的醫療。
台灣社會進入慢性病高峰期，肥胖、糖尿病、高血壓與癌症不再只是老年人的疾病，而是現代生活習慣的結果。現行健保制度偏重治療與藥物，而忽略了「預防」的重要，若能在生病之前就透過飲食調整體質、增強免疫，讓國民能以科學方法「吃對食物」，將能有效減少慢性病與醫療負擔。
中醫講「藥食同源」，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也主張「讓食物成為你的藥」，這些古老智慧在今日更具現代意義——健康不是只有來自醫院，而是源於每天的一餐一飲。科學研究已證實，個人化營養與腸道菌相、基因、生活習慣息息相關。所謂「精準飲食（Precision Nutrition）」，就是根據個人體質與代謝特徵，設計最適合的飲食組合，達到預防與調理雙重效果。以下建議精準飲食政策的推動方向：
一、建立跨部門推動平台：政府應整合衛福部、教育部、農業部與國科會資源，成立「精準飲食推動平台」，結合營養師、醫師、學者與食品產業，共同制定國家級健康飲食策略。
二、發展個人化營養管理：將精準營養納入公共衛生政策，運用體質檢測、腸道菌分析與基因資料，提供個人化飲食建議。
三、從家庭與校園紮根食養教育：將「飲食教育」納入中小學健康課程，教導孩子認識食物功能與季節飲食。可舉辦「社區食養推廣計畫」或「地方特色食養節」。
四、促進產學合作，打造健康食養產業：鼓勵食品企業與大學研究單位合作研發功能性食養產品，如發酵飲、植萃膳食等，政府可提供研發補助與稅賦優惠，建立驗證平台，讓食養成為健康經濟的新支柱。
五、建立全民健康資料庫：以數據支持政策決策。應整合飲食行為、健保支出與疾病風險，建立「飲食健康資料庫」，用以追蹤政策成效，推動科學化、長期性的健康管理。
以食養人，從根預防疾病
健康不是只有來自醫院，而是源於每天的一餐一飲；「精準飲食政策」不僅是預防疾病的策略，更是全民幸福與永續健康的根基。唯有讓「食養文化」重新走入家庭、教育與社區，讓每個人都能在生活中實踐健康，我們才能真正達到：「生而健康、老而無病、行得從容、離得安然」。(本文發表於台灣農業產學聯盟主辦的「永續韌性台灣農業研討會」，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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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篇 ）新食安時代的風險管理 快篩驅動的高頻監測與信任機制（ 林鼎彥、吳敏華 ）
林鼎彥/前屏東科技大學食品安全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吳敏華/臺灣大學生工系STEMLab特約副研究員
長期以來，台灣的食品安全檢驗制度以精密儀器為核心，質譜與層析分析技術雖然準確度極高，卻昂貴且耗時，多數檢驗必須在中央實驗室進行，檢驗報告在食品上市後才出爐；這樣的體系固然科學嚴謹，卻無法滿足現代食安的速度需求。
要讓食安更安全，就要改變思維：從「被動查驗」變成「主動監測」，這時候，「快篩」技術就是關鍵。快篩能快速檢測、成本低、可在現場操作，不必送進大實驗室。它可以在農場、批發市場，甚至港口邊境第一時間發現異常，再由實驗室做精密驗證。若能在第一時間發現異常，再交由實驗室進行精密驗證，將形成一快一慢、前哨與後盾並行的雙層防線，讓風險治理從事後修補轉為事前預警。
然而，快篩制度在台灣尚未成熟，最大的障礙在於缺乏法律規範與信任基礎。現行法規尚未明定快篩結果的法律效力，使其難以被正式採納；同時，政府與民間缺乏公開透明的資訊機制，快篩數據難以被社會共享與檢視。沒有制度保障與資訊透明，科技再進步，也難以轉化為信任。若要讓快篩成為真正的國家防線，立法與公開資料必須並行。政府應明確訂立快篩的檢測標準與技術門檻，建立可查詢的合格名單，讓檢驗結果具有公信力，也讓業者有遵循依據，讓大家看得到食安監測的全貌，信任才會出現。
除了法制化，台灣更應發展屬於自己的快篩技術。歐美的快篩產品多針對當地食品設計，未必適合亞洲的飲食結構與加工型態。若能結合學研機構與產業能量，研發適合本土的試劑與感測技術，不僅能強化食安監測能力，也能建立台灣自有的國際標準與產業優勢。這不只是科技創新，更是治理自主的展現。
在制度層面，快篩應不只是檢測工具，而是一套「高頻監測架構」。其價值不僅在於偵測，更在於資訊整合。若能建立中央資料庫與數位警示系統，將快篩結果即時回傳並以地圖形式呈現，就能讓政府與公眾同步掌握風險動態。適度公開資料不僅增加透明度，也能提升民眾的參與感與信任感。食安不該只屬於實驗室，而應成為全民共治的公共事務。
「效率」是快篩的普及關鍵優勢，單次檢測成本僅為質譜的十分之一，若先以快篩排除大部分安全樣本，再將有限資源集中於高風險個案，不僅可節省時間與人力，更可提升整體監管效能。從治理觀點來看，這是一種「風險導向」的思維轉變：讓精密檢驗成為精準打擊，而非事後追趕。
食品安全不只是科技問題，更是信任問題。快篩代表的不只是速度的提升，而是一種治理哲學的轉型——以即時性換取韌性，以透明性換取信任。當監測變成日常，而非出事後的補救，違規者將失去僥倖空間，社會也能重建信任循環。真正的食安，不僅是「吃得乾淨」，更是「信得安心」，當政府能公開數據、建立制度、培育本土技術，台灣就能真正邁向一個「快速監測、全民信任」的新食安時代。
(本文發表於台灣農業產學聯盟主辦的「永續韌性台灣農業研討會」，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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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篇 ) 精準公共衛生與營養：台灣向健康平權與永續農業的雙軌轉型 ( 廖勇柏 )
廖勇柏/中山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台灣公共衛生的隱憂：健康不平等
台灣的健康不平等現象愈發嚴重。流行病學研究顯示，西南沿海地區的癌症死亡率在過去五十年間持續偏高，顯示不同地區的健康風險差距正不斷擴大。當前公共衛生與營養政策多以「一體適用」為原則，忽略個體與地區差異，使高風險族群的疾病防治成效有限，反而陷入健康不平等的惡性循環。若打造「精準公共衛生、精準營養」新架構，並鼓勵農民「健康導向農業生產」，並推動食材追溯與營養標示制度讓消費者安心選擇，台灣有望達到健康、環境與經濟三重共榮。
精準公共衛生：從個人化預防到制度創新
環境污染與氣候變遷加上基因、環境暴露、生活型態與社會條件交互作用的聯合效應，使某些地區的飲食暴露風險顯著上升。例如，水源污染、重金屬累積與空氣中氧化壓力因子長期作用下，會影響地方居民的DNA修復與代謝功能，增加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發生率。
面對健康風險的不均，台灣必須推動「精準公共衛生」的新架構。政府應儘速制定《精準公共衛生推動法》，整合基因檢測、營養介入與健康促進機制，讓民眾能根據自身基因特徵獲得個人化預防與營養建議。對慢性病與癌症高風險族群中，推動SNP（單核苷酸多態性）篩檢約75萬基因位點，不僅有助於疾病早期預防，也可提升用藥安全與臨床決策效率，高風險族群提前預防疾病並提升用藥安全。
精準公共衛生同時需要跨域合作。可比照美國NIH與歐盟經驗，推動「精準營養國家計畫」，整合醫學、營養、農業與AI資料分析。提供個別化飲食指引，結合基因資料與AI建模，提供癌症、高齡、糖尿病等族群個別化的營養介入方案，同時避免偏鄉與弱勢地區科技落差導致新的健康差距。推動臨床營養支持制度化，並在社區健康中心建立營養指導服務，使科研成果落地。
從農田到餐桌：永續農業的健康轉向
健康不僅始於醫療，更源於食物。農業端應建立「精準營養 × 食品安全 × 永續農業」由產地到餐桌的健康鏈結，讓農業生產、食品加工與營養健康成為同一政策體系。
同時，政府應整合衛福部、環境部與農業部資料，建立AI健康風險監測與預警系統，定期發布健康風險地圖，整合氣候、環境、基因與飲食資料「健康風險預警報告」，這不僅有助於政策調整，也能及早實現科學化的健康治理。
以人為核心的健康新典範 更是永續農業與社會公平支柱
精準公共衛生與精準營養不僅是精準預防醫學的議題，更是台灣永續農業與社會公平的重要支柱。透過跨域整合，我們有機會在2030年前建立以資料為基礎、以人為核心的健康生態系，最終目標在於：降低癌症與慢性疾病發生率與死亡率、縮小地區與族群健康落差；打造「健康台灣 × 智慧醫療 × 永續農業」新典範。
(本文發表於台灣農業產學聯盟主辦的「永續韌性台灣農業研討會」，2025年12月13日)
